君士坦丁堡曾有非常宏伟的城墙，人们甚至在上面刻上“永不陷落”的铭文。公元5世纪，当阿提拉率军来犯时，这堵城墙就起到了阻挡来犯者的作用。

在这道宏伟的城墙上有一道金门，是皇帝正式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建于4世纪末或5世纪初，以建筑的壮丽而驰名于世，同时也是多个历史事件曾经发生的地方。

然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拜占庭帝国还是在1453年灭亡了。大批的遗民或自愿或被驱赶，离开了故乡，来到了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地，在那个时候狄奥多拉的名声还是挺好的。

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偷羊贼，他偷了一只羊，人们在他的额头烙了st两个字，因为他多年行善，路人问的时候，其他人都说那代表圣徒。

狄奥多拉被称为“我们最虔诚的夫人”，她一辈子都在致力于慈善事业，倒是查士丁尼因为过于喜欢敛财被诟病过。

“现存于世”的关于狄奥多拉的书绝大多数都是1683年后出现的，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在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就是维也纳之围。

至于为什么一夜之间会污名化狄奥多拉，乔治安娜并不晓得，当她再想看关于拜占庭帝国细节的书时，它们全部都“离奇地消失”了，不过她还是可以从那些生活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的拜占庭遗民写的书里看到一些线索。

尽管

威尼斯人更加精明务实，对拜占庭的学者没有兴趣，而这些学者们几乎遍布整个北意大利，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校都是拜占庭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当时经院主义已经走到了末期，不仅死气沉沉还和真实世界分家，为了逻辑而争执，而经院主义又偏巧是神学院的主要课程。

希腊语是人文主义的核心，而神学院则是教拉丁语的，时代变了，总有不愿意改变的顽固分子，不过那时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关于狄奥多拉的文件都被搁置了起来，人们也忘了这个“一半罪人一半圣徒”的皇后。

进入17世纪后欧洲也没人用裹尸布下葬了，紫色的丝绸不只是昂贵，还是皇权的象征，不过更重要的是，凡尔赛宫已经建起来了。

法国国王不乏慷慨的艺术资助人，不过像路易十四这样的却少见，弗朗索瓦一世也只是修建了卢浮宫，它目前的规模和20世纪比小很多。

乔治安娜也不确定这些遗民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当时爱好巴洛克风格也不只是路易十四，哈布斯堡皇室一样喜欢巴洛克。

但哈布斯堡家族顶住了异教徒的围攻，路易十四当时在干什么呢？

他的王后死了，他秘密与信仰虔诚的曼特农侯爵夫人结婚，并撤除了《南特敕令》。

1799年的圣诞节是拿破仑颁布宪法的日子，算一算时间也算是个纪念日。

虽然这几年发生了不少事，但他还是抽空把枫丹白露、杜伊勒里、贡比涅的王宫修复了一些，只是这个被烧毁的佛兰德斯纪念大厅实在没法修了，它过去怎么壮丽辉煌就有多少易燃的材质，所以只能修成现在这样简陋的样子。

路易十四说过“朕即是国家”。

比方说巴黎歌剧院的座位，它是可以根据剧目出售的，不过有人却用付租金的方式长期租了这个位置，那么其他人坐了这个座位，就会被服务员赶走。

他人不在那儿，为什么不能坐呢？

黑格尔预设了一个实体即主体的概念，虽然他现在还是个家庭教师，实体的精神性或观念性使之成为主体，主体的客观性或存在性使之成为实体。

有人对服务员提出异议，周围的人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别人租的位置他怎么能占呢？

既然不能坐就站起来，于是在拿破仑坐下的一瞬间，所有的来宾都站起来了，他们整齐地排队站在后面，只有乔治安娜以及驻法大使科布伦茨伯爵陪在拿破仑的身边坐着。能来参加这次活动的都不是真正的平民，或者完全不懂“规矩”，贵族家里永远会有一个房间空着，里面铺好了床，专供国王驾临时使用。

宪法里规定了

巫师觉得国王通过法律就可以保护自己，这就像开车必须系安全带，不系安全带多么容易出安全事故，却还是有人不系安全带开车。

机制在那里要起效果了才叫有用，乔治安娜的监护人换了一个又一个，除了琴纳先生真的保护过她，其他人根本形同虚设，要不然就是忙着自己的事或者政治利益。

拿破仑坐下之后，卢浮宫绘画部的部长休波特·罗伯特亲自将画给拿了出来，这一次的画明显比之前精美了很多。

首先是乔治·拉·图尔的《木匠圣约瑟》，太阳王时期的画都恢弘大气，比如国王接见厅的天顶画，画的是奥林帕斯诸神迎接赫拉克勒斯，这幅画几乎全是黑的，只有一点烛光照亮。

这种迥异的风格让拉·图尔在枫丹白露被遗忘了，可是乔治安娜却很喜欢，不过这幅画是卢浮宫的藏品，以前她只能看看，现在它就被波拿巴买下了。

接下来是是安东尼奥·达·科雷吉奥的，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只是差了点运气，没有“罗马式的曝光率”，在18、19世纪旅行家之中他的口碑很好，波拿巴拍下的

维米尔的画在20世纪也是荷兰国宝，不过在19世纪初期，他就是个没名气的风俗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