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波拿巴之前说的，农民之中甚少有文化，对于世界的认知没有开阔的视野，这些勤劳的农民目光所及绝不超出自己的农场和他们爱去的市集，他们满足于眼前的生活，驯服得听从教会的传道。

对于这些属于过去的人们，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不变的世界中好好活着，“改变”对他们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

法国人理所当然得认为教士都是那种会愚弄人的，觉得那些村民会上当受骗，当他们占领了比利时后，拆除了不少主教座堂、神学院，并向比利时人民宣传“自由与平等”，这引起了当地人的激烈反抗。

当时执政的是雅各宾派，在孔多塞的设想里，应该通过启蒙哲学来塑造全体国民的公共精神，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却反对这一点。

总而言之那次教育改革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设想中的上千所新小学没有办成，法国原有的中学、高等学院、乃至军校都被废除了，只有教授科学、商业和农业方面知识的中心学校开了起来，并且还开到了比利时和莱茵地区，与在法国本土建立的一模一样。

这也是罗伯斯庇尔的改革重点——平等，包括考试成绩也要不分高低，但人格塑造却必须完善。

当时负责攻打比利时的将军是儒尔当，他是个外科医生的儿子，就在热月政变前一个月,奥地利部署在低地国家的军队在弗勒吕斯被卡尔诺和圣茹斯特组织起来的炮兵猛攻，那确实是地动山摇,原本奥地利的装备更加精良,却被打得溃不成军。

经过此役法国人再次占领了布鲁塞尔,并且几乎在罗伯斯庇尔倒台的同时占领了列日和安特卫普，即便淡水会结冰,可是1795年阿姆斯特丹城外的河流结冰，并且还将在阿姆斯特丹城外游弋的英国皇家海军的船给冻住、能让骑兵骑着马踩着冰面过河的天气还是很少见，儒尔当可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只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

有自信才能成事，人格健全的重要性也在于此，但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梅赫伦、鲁汶、那慕尔的临时代表共同起草宣言，拒绝承认法国人的命令,拒绝承认法国人大革命的普世原则，即“自由与平等”。

一开始革命者们不相信，他们觉得大部分比利时人不过是被谬论和偏见,再加上某些人妖言惑众、被那些背叛了三级议会,为旧统治者效力的法国流亡者蒙蔽了双眼。但对于比利时平民来说，法国人和那些原来统治者这里的奥地利人没有区别，他们倒不是痛恨被占领,激怒他们的是外来者对教士与信仰的蔑视。

他们在教堂外布置哨兵、霸占圣事用品、十字架、酒壶和银器,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会有比利时人与法国士兵爆发冲突，雅各宾派遭到当街的辱骂、袭击和追打，甚至有哨兵会被杀。但有些地方他们还是很受欢迎的,比如布鲁塞尔的“小鱼贩”，他们原先被大鱼贩欺压，后来他们发现新的秩序将他们解救了,于是他们改变了信仰，不愿继续被“神父和修士”欺骗,支持人权的捍卫者。

原本法国政府同意对荷兰给予最小干涉，放手让荷兰人自己去塑造他们共和国的未来，他也确实没有踏上荷兰的国土，可是那个工业信贷银行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又有人反驳了,奥热罗解散荷兰议会不算干涉？“荷兰总督”修改宪法安插自己人不算干涉？他们算是法国政府的人吧,拿破仑出手至少能让他们安分一点。

在荷兰境内有相当多的亲英、亲普以及流亡者,1795年法军踏过了冰封的河流后,荡涤了君主和英普势力，与组织纪律良好的法军对比，英普军队撤退时曾大肆劫掠整个城市和村庄，简直就像是将七年战争时期的场面重演了一遍。

和“土豆战争”不同，七年战争是以对城市纵火，以及造成惨重损失的野战而著称，大军所过之处皆沦为焦土，不想自己的国家和城市变成那样，那就到别国去。

历史是被人书写的，对于正义的衡量个人和民族的标准都不相同，从亨利四世开始，法国就想成为德意志小诸侯国的宗主国，不过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的法国国王是路易十五，相比之下还是女沙皇伊丽莎白一世与奥地利的玛丽亚特雷莎女王更难对付。

腓特烈允诺法国国王以莱茵河为两国边界，却料想得到迟早有天法国人还是会踏过莱茵河的，当时英国在殖民地扩张，缺乏兵源，于是就从德国诸侯手中“购买”士兵，每个士兵公开价格是7到8英镑，实际成交价格会高一些，他们一半的饷银会落入诸侯的腰包里。

从腓特烈一世开始，德国诸侯就在学凡尔赛了。总之只要将法国钳制在莱茵河边界，普鲁士就可以在莱茵河右岸继续扩张。普鲁士是教会国家的“天敌”，他们生来就肩负着世俗化的任务，怎么可能派大使去梵蒂冈当特使。

亡国的丧钟已经敲响，有人选择趁机牟利，也有人誓死反抗，毒死拿破仑，让法国乱起来,这样谁瓜分谁还不知道呢。

亚历山大六世有一种毒药,名叫坎特雷拉,这种毒药的成分是未知的，一个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进行化验，二是因为死于坎特雷拉的被害者都是红衣主教，没人会想去解剖一具红衣主教的遗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