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招募不到高素质人员，又无法自行培养人才，情报机构的业务能力必然会大幅度降低。

CIA的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

在持续了二十年的反恐战争期间，CIA的人员平均薪水不但没有上涨，在算上通货膨胀之后还萎缩了不少，情报队伍的规模也一直在缩小，尤其是在一线活动的情报人员，几乎缩减了一半。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后，CIA的业务能力，准确说是在人员素质上的问题完全暴露出来。此后几次针对主要对手的颠覆活动，全部遭受了惨败，而根源就是人员素质太差。举个简单的例子，执行颠覆任务的情报人员不会说当地的方言，在拟定计划的时候也没有想到。结果是，在行动开始之后，临时招募的“外地人”一张嘴就暴露了身份。几次秘密颠覆活动搞下来，不但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效，还花掉了几十亿经费，大部分都被策反对象撸了羊毛。这样的低级错误，在过去根本不会出现，毕竟这都是常识，有能力的情报人员在策划阶段就会想到各种问题，而且会提前做好准备，绝对不会事到临头再来抱佛脚。

归根结底，就是人不行。

降薪，招募不到优秀的人才，而人员队伍规模缩小，就无法自行造血，两者叠加的结果就是没有优秀

情报人员可用。CIA还能够维持，其实是在吃老本，或者说美国财大气粗，哪怕倒下了，也不会立即完蛋。

显然，要想提高情报机构的业务能力，裁员与减薪肯定不行，得从结构改革上着手。

简单的说，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过去，也就是美苏冷战时期，不管是国防预算，还是专门提供给情报机构的秘密预算都有足够的保证，基本上不存在预算不够的问题，自然可以采用粗放的管理方式，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能力。

在后冷战时期，预算受到严格的控制，这种粗放式发展肯定行不通了。

首先要提高的，其实就是人员的利用效率，或者说裁减掉那些次要岗位的人员，从而省下一大笔人员开支。

显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全屋管理员。

不止是在CIA，而是在几乎所有情报机构当中，安全屋管理员的专业性都最差，或者说这份工作本身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和平时期，情报机构对安全屋管理员不会有太高的要求，通常找当地的侨民或者留学生。按正常情况，在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培训之后就能上岗。可以说，只要是个正常人就能胜任这份工作，而且往往很多年都只负责进行日常维护。

关键就是，安全屋管理员做的工作本身并不具备不可取代性。

更换过期食品，给电池充电，以及为家用电器通电，在很多国家，这些都是家庭主妇的日常工作。

就算有一些是技术工作，比如说收发电报，并且为电报解密，也能够通过培训掌握。

正是如此，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后，以CIA为代表的欧美情报机构开始机制改革，还都拿安全屋管理员开刀。

只是，在此之前十多年，军情局就着手对情报网络进行调整，其中就包括完善敌后安全保障机制。

没错，就是对安全屋的运作方式进行改革。

必须承认，在成立之初，军情局在很多方面向欧美，以及苏联的情报机构学习。只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组织架构与操作流程等细节上的具体事务做了必要调整，最终形成一套独特的，而且行之有效的架构系统。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军情局的管理系统比CIA这些欧美情报机构先进，或者说更有效率，但是发展数十年，军情局依然要面对组织架构臃肿的问题。

在安全屋建设方面，这个问题非常的突出。

过去的几十年，军情局的情报网络主要建立在华人华侨这个社会群体之上，高度依赖遍布世界各地的侨民。虽然说在爱国情怀加持下，这套体系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军情局建立全球情报网络提供了巨大帮助，但是存在的弊端，尤其是那些被侨民认同的，却为时代所抛起的旧习俗，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的糟粕，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深为侨民认同的帮派文化，对情报工作就有巨大

危害。在军情局历史上，几次影响深远的叛变事件都跟帮派文化有关。

军情局推行机制改革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跟这些“传统文化”决裂，强化一线情报人员的思想意识。

显然，最为有效的办法，其实就是减少非专业人员与当地侨民的往来。

这里的“非专业工作人员”主要就是安全屋管理员。

毕竟，在过去，军情局也是安排新手，甚至是招募留学生看管安全屋。虽然在进行了必要培训之后才上岗，但是跟情报人员相比，依然算是门外汉。也就是对情报工作的残酷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这些“门外汉”很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思想也不够坚定，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

关键还有，通过传统的方式，根本没办法消除这个隐患，毕竟只要是个正常人，就会有七情六欲。别说“门外汉”，哪怕受过严格训练的情报人员都可能在诱惑面前动摇，甚至是投靠敌国。

正是如此，在美苏冷战时期，军情局就在热点地区建设了一批无人值守安全屋，只不过以现在的标准，最多算得上是临时落脚点。这些所谓的“安全屋”通常都是租赁房，由临时安排的情报人员从当地居民，或者是租赁机构把房屋租下来，并且一次付半年，甚至一年的租金，再采购与放置一些必要的物资。在租约到期之后，这些房屋都会被业主，或者是租赁公司收回。即便发现了异常，比如说存放了超出日常需要的食物，各种伪造的证件，以及在很多国家禁止私人持有的枪械等武器，最多也就是报警，而警方只能查到情报人员使用的假身份。真要说的话，除了需要定时安排情报人员去热点地区租赁房屋，并且花费时间与金钱采购必要物资之外，这种临时设置的安全屋在各方面都比较理想，完全能满足正常情况下的任务需求。

可问题是，在情报人员需要安全屋的时候，肯定遇到了特殊情况。

在正常情况下，情报人员不会启用安全屋。

如果针对特殊情况，那么在二十世纪，无人值守的安全屋肯定不合格，毕竟很多问题都需要人去解决。比如说，很多行动人员根本就不清楚当地的情况，如果一切按计划行动，问题还不大，而在超出了计划之后，肯定需要精通当地情况的情报人员充当向导，帮助行动人员应付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为执行秘密任务的行动人员提供所在地区的资讯，一直都是安全屋管理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很明显，无人值守安全屋在当时没这个“功能”，行动人员在遇到麻烦之后，只能靠自己。也正是如此，军情局并没有推广无人值守安全屋，而且对部署范围做了严格限制。简单说，也只用在非热点地区，而在当时的热点地区，尤其是没有华人社区的地方都是以普通的安全屋为主。只不过，进入新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