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那里绕，要多挖很大一圈，产生的费用甚至会翻倍，这个可以暂时不管。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地方找挖运河的劳动力很难，一条鞭法又将徭役给折成银两了，孙宗彝在康熙四年在高邮推行了一个“里役均差”制度，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官户和胥吏，然后孙宗彝就被人告到了南京。

屁大的事情也能打官司，何况是这种“大案”，审理了两年后那个告孙宗彝的“里猾”被定了罪，不过他们还是拒不执行。孙宗彝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均摊里役是多年前的事，后来两人都被轻判了，罚了又好像没有罚。

这个“里役”主要还是漕运，与河工关系不大，甚至于工程还有人争着建，一般工程物料是官府买，由乡约经办，人工成本是可以削减的，他报价的时候按照很高的人工报，再找一些难民、游民去干活，中间的差价就是乡约的了。

张拱辰告孙宗彝的三宗罪里就有这一条，孙宗彝当时和知州是监管，经办的是“乡约”名叫顾简，他把顾简“经费出入”的罪名安在了孙宗彝的头上。

河夫每日工钱四分，他只给数厘，这种又苦钱又少的活只有难民才干得下去，甚至有时候难民也会无故旷工，他旷工后干什么去了呢？

那把火究竟是谁放的现在已经很难查到了，如果告诉乡民们，这些难民里混有白莲教的教匪，便会重演四十年前的事，所以除了加强对河夫的管理和增加衙役们巡视外，并没有太大的动作，抓“乱党”时也会安其他的罪名。

河夫们被安置在不同的棚户区，彼此没有什么往来，等有了别的出路后他们也会离开，来来往往流动性很大，治安也就比较混乱。“浮萍”、“漂泊无定”就是这样的，拖家带口的难民和那些单身汉之间也有矛盾。白天男人出门了就只有女人和孩子在，而那些无业游民穿着破烂，还跟着流动赌场，走到哪儿就赌到哪儿，赢了就挥霍，输了就偷东西，偶有恶性犯罪发生，即便他们被官府抓了，一般也不会有人关心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去了什么地方。

白居易写了首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他并没有经历过李白生活过的盛世，他的诗也没有李白的那种仙气，更加通俗易懂，写的也是卖炭翁这样的“人间烟火”。

一车炭，千余斤，却只换来黄衣使者白衫儿半匹红纱一丈绫，在唐代的时候，丝绸是可以作为货币的，这点钱根本就不够。这不叫明抢，而是这是活在“天子脚下”才有的“宫市制度”，只不过满人入关的时候改成了跑马圈地，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圈地才停止，包括部分地主在内，都变成了流亡他乡的流民。

清初的圈地和英国的圈地运动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运动，所以即便要逃难，难民们也不会去直隶，反倒是直隶的流民，人人都知道江南是好地方，不只是乾隆知道，普通人也一样知道，不断流入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