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和珅一起参与镇压叛乱的是阿桂，打了败仗他也在找借口，于是在上报军情的奏折中，阿桂多次提起了当地雨水太多，势甚滂渤，部队行进艰难。

乾隆帝却收到甘肃年年报旱，为什么今年雨水那么多？

于是他下令仔细调查甘肃这几年的天气，调查结果很快就上来了，甘肃风调雨顺，丰收了好几年，所以本地的富户也颇有余粮，刚好可以供捐监者拿出余粮卖粮上捐，这些粮食流入民间市场，报给皇帝八十多万石粮食实际一粒没有，为了把这些纸面上的粮食“消化”掉，王亶望伪造了开仓放粮的故事，这下账就基本上平了，只不过多了1万9千名捐监的生员。

往年甘肃全年的监生也就8000人左右，而这种情况从乾隆三十九年持续到了乾隆四十六年，7年时间里甘肃收监27万，折捐监1227万余两。举人所在的福建倒是真的发生了旱灾，却无粮可赈，前面几年因为这些甘肃考生大量涌入，造成了激烈竞争，他也就没有进京赶考，后来福建活不下去了他才离开的。

像他这样的中产阶级都这样，何况是底层平民。那段时间很多人跑到了台湾，听说那边地产丰富、土地肥沃，随着流民一起涌入的还有官僚、富豪。

从顺治六年起，规定地方官招收流民，不论原籍在什么地方，编入保甲，开垦无主荒田，给以印照，永准为业。

清庭不允许农民随意开荒，必须要发一种“垦照”，这样才允许开荒，而申请执照需要“报垦”，这是需要一系列手续的。由于获得“垦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民的成功率不高，反而富豪、官僚这样有一定实力的人容易得到开垦土地的权力，而处于底层的平民只能受雇于同样跟他们一起“报垦”，却优先得到“垦照”的地主，称为佃农。富豪和官僚则成为“垦首”或“垦户”，这样的土地制度被称为“垦佃制”，一般前两年按照比例分成，待产量稳定后改为收定额。

台湾受广东和福建的影响，采用了“永佃制”，即佃户参与过垦荒，所以业主不可以将土地转租给别人，并且佃户在不欠业主租金的情况下，对自己耕种的土地享有继承、专卖、抵押和买卖的权力。也就是说，在无法申请“垦照”的情况下，新移民只能做佃农，而旧佃农有永佃权，他们只能临时租种土地或受雇佣当手工业者，否则就只能继续在城市里当流民。

这些游民没有田产、没有生计、长期处于颠沛流离中，被称为“罗汉脚”，当这些游民聚集在一起往往会发生械斗，他们的背后往往有闵粤宗族在背后支持，由此产生了一种名为“江湖”的边缘社会群体，同时给了添弟会吸收人手的机会。

乾隆五十一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起义，他们主要是杀贪官，毕竟他们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将清政府的官僚赶走，像国姓爷一样，自己代替其统治台湾。

白莲教则是官员、富户一起杀，“吃大户”是一种以战养战的办法。

也是在乾隆四十七年，御史钱沛听说了一个传闻，山东巡抚和布政使狼狈为奸，打着为皇帝采办贡品的名义大肆贪污索贿，并且遇到官员调补吃拿卡要，不送礼就不办手续，州县官们只有挪用公款，勒索百姓，导致山东多地县库亏空。

县官们“纳贡”不会老实从自己的俸禄里省吃俭用，而是会从县府库的“火耗”中折下来，县令们这么干巡抚国泰视而不见，李侍尧没死是因为他为皇帝购置贡品，有了这个“免死金牌”，乾隆收到10万两的礼物，督抚可收十万两，县令们可收百万两。

有了钱之后就要享受，王亶望硬生生将位于黄河边上兰州府内的府邸变成了江南的西湖，而他的下一个目标则是去真正的西湖。

其他官员跟他差不多，都用钱疏通，打算觅一“美缺”。

为了查清山东到底有多少亏空，左都御史刘墉与和珅一起前往山东调查。

刘墉是左督御史，算是御史钱沛的上级，至于和珅为什么也在调查组里，可能是因为他才处理了云南总督的案子，以及他粘杆处侍卫的身份。

一开始他们走的官方渠道，照例钦差大臣路过，当地官员都会热烈欢迎，刘墉、和珅到达济南后果然盛情款待。

不过这一次和珅一行人拒绝了邀请，直接到了历城，并且开始查账，查出来的结果让人意外，除了谷仓少了3000多石，银库的库银数量却与账册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库银并无亏空。

为了谨慎起见，他们到了银库，清点后数量依然没错。

接着他们又走访了几个县，都是一样的情况，反而好像钱沛诬告了他们。

刘墉想了个办法，他扮成道士到处打听。原来白银分为官银和杂色银，官银是要入库的，通常是银锭或银块，纯度比市场上流通的碎银要高很多，而“火耗”就是在碎银融化成为银锭时折耗的。

历城库房里的银锭有不少杂色银，根据这个线索，调查组将历城库房里所有的箱子都打开检查，总共发现少了四万两白银。

一个城4万两，整个山东有多少呢？

刘墉钱沛继续察别的城市，和珅留下审案，这亏空是如何造成的，结果这4万两中有2.5万两是没有报销的军费，正是用于镇压王伦清水教起义的。

从江南运到浏河的粮食要在山东转运一次，这就给了国泰这种满臣可以操作的机会，他将这些粮食高抛低吸，赚取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