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1日，全国邮政系统正式开始推行邮政编码制度。

在京城各大邮局里，当顾客们拿着信封，好奇地观察上面新出现的红色小方格的时候，并没有人注意到，柜台里的“猴票”已经寥寥无几，再没有一张整版票了。

更没人会知道，这已经这笔轻松易得的财富即将彻底从他们的手指缝中溜走。

7月4日，继在香港成功举办了出口商品展览会之后。京城的“百货大楼”首次出现了来自台湾的商品，主要有电风扇、电视机、录音机、手表、折叠伞等。

而这一天也是洪衍武计算出“红包”价值的日子。

经他自己统计，几个城市算在一起，最终耗资共计三万余元，落入他口袋里的是四千。

那么这个《庐山恋》真实写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其实追根寻底，起因还是得找到洪衍武的头上。

前面咱们说过，当初洪衍武和“糖心儿”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吃“出国免税指标”的时候，他们常想方设法混进王府井东单二条的“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组”，装成高干子弟去买各色“皮书”。

洪衍武不是小气的人，买回来的“禁书”呢，绝不会只是自己看，范围面儿扩散得很广。除了自家人以外，他还会赠送给常显璋，借给邻居水清、水澜看。

这些人里，洪衍文当然是最方便，最不拉空的了。他每周回一次家，都要拿走一些书带回学校去看。

但是后来“糖心儿”不是出事儿了吗？洪衍武也没心思再去弄书了。那么从去年十月份之后，也就再没有新书来源了，洪衍文的精神食粮渐渐可就断顿儿了。

可是要知道，对洪衍文这一代“运动”中长大的人来说，书的意义非比寻常啊。他们对书的情感，哪一代人都比不了。

这是时代造成的原因。因为他们才刚稍微懂点事儿，正是学习和培养爱好的时候，“运动”就来了，结果一下什么都不能干了。

学画画吧，成本太高，无论西画、国画，买纸笔都得用钱。学音乐要好点，属于一次性投入，咬咬牙也就买了。可最关键的是，老师太不好找。

因为除了老师私收学生有搞黑俱乐部之嫌。另外几乎所有的玩意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让人家没法儿教啊。

哪怕只教革命题材，可万一不留神出了问题。也有被扣上罪名的风险。那谁还乐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