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阶层出身的文臣武将，则毛都没分到一根。

这也是为什么宣德皇帝想要再次派人下西洋的时候，文官们会如此激烈反对的主要原因。

在大明的制度下，科举是其它阶层跨越仕族阶层的唯一出路。

然而就算是在万马千军中厮杀出来的科举文臣，实际上也与大明国朝真正与国同休的勋贵阶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关键就在于：“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

这是太祖为了优待军人，保持部队战斗力的政策。

然而也正是因为爵位制度的存在，把大明王朝的文武天然割裂为两个阵营。

在永乐后期，大明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

周边能打的都打的差不多了，所谓鸟尽弓藏，以武立身的勋贵集团也开始集体享受生活。

此时，跨越阶层上位的文官集团渐渐坐大。

到宣德时期，跨越仕族阶层的文官集团已经初步有了与勋贵集团叫板的实力。

于是便有了初步的交锋，阻止以皇权为首的勋贵集团下海获利，就是文官集团对勋贵集团开的第一枪。

此时的文官集团都是以“理学”为根基，在科举大潮中厮杀出来的佼佼者，他们的武器自然就是“理学”。

所以在这一时期，大明的“理学”思潮被进一步固化起来。

文官集团也逐渐压制住了勋贵集团。

而后‘大明战神朱祁镇’的登场，则是得以让文官集团用一场‘土木堡之变’，把大明勋贵阶层的精英全体葬送。

使得文官集团在与勋贵阶层的战斗中取得了完胜，皇权就此被彻底压制。

其实把‘土木堡之变’完全归于朱祁镇一人的过错，并不公平。

要知道朱祁镇幼年继位，诚孝张皇后虽然不垂帘听政但她摄政。

此时的大明军国大事也基本由她一言而决。

然而她受‘理学’思想影响严重，牢记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

制定以不破坏祖宗之法为前题，将一切不急的事务全部废止，时时勉励皇帝向前人学习，并委任得力的辅佐大臣的策略。

将军国大事委任给五位大臣，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和英国公张辅及礼部尚书胡濙。

在诚孝张皇后的纵容下，文官集团第一次尝到了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甜头。

“三杨”对幼年皇帝的过度管制之下，使得君臣渐渐离心离德。

这也就为日后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隐患。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诚孝张皇后薨逝，文官集团的靠山轰然倒塌。

年轻的正统皇帝，也开始回收皇权，此时他对文官集团彻底失望，勋贵集团的代表张辅又因年纪老迈选择了中立。

于是正统皇帝只能扶持亲近的宦官王振与文官集团争斗。

‘土木堡之变’表面上是王振的怂恿，但实则是朱祁镇企图用一场惊天动地的赫赫武功，来扭转自己受制于文官集团的窘境。

只可惜，正统皇帝高估了自己，最终成为了一名受人唾弃的“瓦剌留学生。”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万历皇帝与正统皇帝的经历就会发现，两人前半生惊人的相似。

万历皇帝显然是汲取了正统皇帝的失败经验，所以没有将目光看向宦官群体，也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因为继“三杨”之后的张居正，显然也吸取“三杨”的宝贵经验，将万历皇帝的身边最亲近的太监冯保拉拢了过来。

从而避免了第二个王振的出现，否则朝鲜战争，或将成为另一个‘土木堡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