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地主豪门和明国宗室那没收的田土，除了给百姓军卒分田之外，其余的则全数充入公田，委派专员统一管理，承租公田的农户也采用永佃制，实际上便是大熙朝廷做了最大的地主。

孙可望的营庄制在大熙的公田制上更进一步，不给地主保留私人田地，也不给百姓分田，全数充入营庄之中，他这样的做法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做的调整，大熙占领的湖广、江西等地除了那些大地主和明廷藩宗，还有不少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还有梅之焕这种心向大熙的前明官吏，大熙得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成都府经过两百年兼并，田土大多成了蜀藩的藩产，地主大多是蜀藩的宗室，耕种的农家也大多是蜀藩的佃户。

这些田土喂饱了蜀藩的宗室，这些佃户们却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和租贷，如今孙可望要将这些田土统统没收，佃户们反倒以无田为庆，没了田地，压在他们身上的祖贷自然也就免了。

对四川的中小地主来说，营庄制也免了他们征收租贷的成本，只需坐在家中等着征税完毕后分润钱财便行。

孙可望的营庄制实际上和大熙的土地政策差不多，承认了地主对土地私有的现实，但通过分割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和生产权的方式，对地主土地的私有权进行了干预、限制和一部分的剥夺。

但孙可望毕竟还有着时代的局限性，虽然参考了大熙的土地政策，但并没有理解吴成对土地政策改革的深意，打击限制地主豪门、施行公田、直接征税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为了让田地的收益降到无利可图的位置，当购买田地赚不到钱后，那些地主官绅手中的闲钱就会涌向其他方面进行投资。

而吴成在广东所做的努力和未来开海的规划，还有对江西、佛山等地手工业的扶持和三年免税的商业扶持，乃至于如今正在扩大发行的粮票，都是为了之后引导这些热钱涌向工商产业和海外投资的道路上来。

资本、市场、劳力，是工业发展的三个关键要素，明末的中土流民遍地，并不缺乏劳力，驱逐占据海贸航道的欧洲人之后，广阔的南洋诸国就足以满足明末手工业的市场需求，唯一缺乏的便是资本，田土产出的稳定和高回报率，让太多聚敛了大量财富的官绅豪门将资本都投入到兼并土地之中。

补齐了资本的缺口，再打通海贸商道，配上中土源源不绝的劳力和朝廷的正确引导，吴成才能在中土真正完成资本主义的萌芽，为日后的工业革命打下基础。

孙可望不懂这其中的深意，他的营庄制只是单纯的建立一种长期的土地税收制度，只是张献忠如今只想着怎么捞快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