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当年明成祖的下西洋一般，人亡政息。

所以他需要海外、大熙需要海外，他需要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用海外的殖民地去安置国内那些因为科技革命和近代化过程而失业受损的工人和农民，将其副作用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

他需要掌握海贸商道，需要有一支庞大的舰队去敲开一个个国家的国门，给他们送去自由贸易、给国内的工厂带来大量可供倾销的市场，市场越大、工厂越多，在科技革命乃至工业革命发生的同时，也有足够的岗位去接纳那些失业的工农。

他需要海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中积累的巨量财富喂饱一个个资产阶级的新贵和资本家，让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把持着上议会、抗衡两千年来的专制君权和传统伦理体制，让他们有底气要求变革、甚至推翻吴成的后代，在大熙的基础上，引领着整个民族走向近代化。

他需要巨量的财富把义务教育、医疗体系、选举制等制度推向全国，让万千百姓都习惯这些政策、把它们当作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当吴成的某些后代和守旧的势力想要复辟传统的专制君权和家天下时，就要面对成千上万失去权利后愤怒的百姓。

他需要一个刺激着中土国家不停进步的理由，就像欧洲诸国那般，所以他才会定下王爵外封的制度，不单单分封自己的子孙，还会将一代代功勋卓著的异姓王分封出去，让这一个个海外封国引领着当地土著的发展，用国家间的竞争逼迫中土国家只能不停的进步。

吴成从一开始就不想让大熙成为另一个封建王朝，重复着中土两千余年的治乱循环，在他心中，大熙应该是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的过渡，正因如此，他才会在政策规划之中搞出那么多拔苗助长的政策，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想在称帝之前制作一本《总宪》，让后世的人们能够从法理上直接否定君权的神圣性。

至于大熙能不能在近代化的浪潮中挺过去、子孙后代能不能守住皇帝的位子，吴成丝毫不在意，若是能避免日后百年屈辱的下场，献祭掉自己的后代食古不化的那些子孙又有何不可？

只是这些筹划不能对外人说，否则伤的便是吴成自己的威望，吴成如今还只能扮作一个对海外有极大兴趣、一意孤行的君主。

郑芝龙自然也没法了解到吴成的心思，只能轻轻点了点头：“执政，此事事关重大，在下先回泉州细细盘算一番，您也知道，在下既然亦商亦寇、商重于寇，背后必然是有些合伙的友人、撑腰的官宦，总得和他们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