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场科考的试题就值得商榷了内王外圣和内圣外王，听起来只是调换了两个字，其含义却是大相径庭。

“内圣外王”出自战国时期庄子所着《庄子·天下篇》。庄子曾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其意思就是对内行圣道，要让天下百姓享受到朝廷优厚的福利，对外则行王道，凡是敢于侵犯大明者，或者有敢于伤及大明百姓之蛮夷，则必举中原之众伐之。

刑部侍郎唐甄一力坚持要用内圣外王为考题的原因是，他认为崇祯朝之所以灭亡，完全是没有体恤百姓，拼命地加饷，而地方官员又拼命地压榨普通百姓，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以至于国内出现了农空、工空、市空、仕空的现象。

他在《潜书》中所言：“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国家财政枯竭，财帛尽落贪官之手。”这才是崇祯朝流民四起的原因，因此，新立的大明朝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把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此为内圣。

外王则是把东虏入寇的原因一直追朔到永乐朝，正是永乐帝安置了从通古斯跑到辽东的野人，并让他们在建州繁衍生息，对他们大行圣道，可是夷狄就是夷狄，他们的**是无法满足的，果不其然，东虏果然趁大明内忧之患时，作乱辽东，甚至攻入中原，大行屠城灭族之事，其意思就是夷狄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只有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军事压力，才能使他们敬畏。

而钱孺怡等东南士绅，他们的意思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崇祯帝就是因为对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寇，行剿抚并用之策，那些协从的贼寇，甚至直接放人，这才是崇祯朝灭亡的根源，所以对国内敢于反抗的势力，都应该斩草除根，要行王道让他们恐惧。

至于外族夷狄，那就必须以恩义拉拢他们，为此，钱孺子还拿出了大明和朝鲜、蒙古的桉例作为反驳唐甄的依据，说只要对这些外藩刻意拉拢，他们就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就是当初的东虏，在萨尔浒之后，也是屡屡求和，只要求和大明互市，就愿意继续臣服大明，若不是万历帝和天启帝一意孤行，说不定东虏早就彷蒙古例，再度向大明称臣了，又岂会有甲申胡乱的事情发生。

“这帮迂腐书生，孤看他们还没被伪清清欠的够，内王外圣，亏他们说的出口，李自成、张献忠剿之不尽，杀之不绝的原因还不是各地官员横征暴敛，以至于北中国的百姓无衣食可养，便是孤生在崇祯朝，恐怕也要造大明朝的反，你回去后，就按内圣外王来出题，至于殿试策论，孤来亲自考，孤还就不信了，两千六百个举子，还寻不到几个有真才实学的。”

钱孺怡和王可夫等江南士绅的看法，马仲英气的牙直痒痒，若不是看在这帮人都向金光祖（其实是他自己）上供了十几、几十万两的白银的份上，马仲英甚至想把这些人都赶回老家去。

不过，好在参与出题的官员现在都进了贡院，这种言论也不虞会流传出去，再加上，马仲英现在还需要这帮文人当牌面，因此最终还是忍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