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安娜以前幻想过，要修一条轨路到西班牙和葡萄牙，但她忘了一个问题。

从植物园到巴士底狱的桥是民众自发修建的，他们拆巴士底狱的时候无比热情，用那些石头修建供人践踏的桥时也一样不计工本。

利昂库尔担当塞纳省高官，波拿巴让他修什么他就修什么。除了里沃利街以外，同时进行的项目还有卡斯蒂廖内大街、审计院和葡萄酒交易市场。

其中葡萄酒交易市场1802年遭遇了火灾和水灾，除了葡萄酒交易外还有战略储备粮仓的功能，她让利昂库尔将还没启动的卡斯蒂廖内大街整改项目停了，将格列夫广场的沙子全部装进口袋里，用来做防洪用的沙袋。

那条街有很多住户，如果要让他们迁走肯定要不少钱。1801年的洪水差一点把爱丽舍宫给淹了，如果他们当时住在杜伊勒丽也一样会被水淹，只是他们当时住在大特利亚农宫的温室里才毫无察觉。

修防波堤肯定是安全的，可是如果修了防波堤就会破坏海岛的风景，到时候游客都不来了，旅游产业还怎么发展呢？

最好的办法是扩大珊瑚礁，让它们起防波堤的作用，不过人类的活动会影响珊瑚礁的形成，它形成需要千万年，破坏只需要一百年就够了。

这种沙袋做的临时防洪墙符合人们的审美，等洪水过后再拆掉就不会破坏塞纳河的风景，就是每一次都要等洪峰来前垒，需要预警机制和专人负责指挥。

杜伊勒里宫和卢浮宫当然是首先要保护起来的，然后是奥赛码头，大本营都被洪水淹了还要怎么指挥抗洪。

这个地方现在被分成了两半，西侧属于缉私局，东侧属于塞纳河管理局，当初修它的时候没想到要容纳那么多人，本来它只是负责运河项目的。

以后这里还要增加一个通信部，预计要有一百多人，七十间办公室根本就不够分，乔治安娜只好把自己的房间给贡献了，自己继续住植物园。

但当她提出这个建议时居然没有人同意，忙不迭地挽留，甚至有人愿意自己到外面租办公室或者与其他人共享办公室。

“空间挤一挤就有了。”一个会计说，他负责清点收缴的走私货并制作成册。

杜布瓦作为缉私局局长期间是出名的心狠手辣，不过干走私的本来就和海盗差不多，现在的人也没有刑法的概念，从1731年到1771年期间，瓦朗斯特有162名走私者被判了死罪，其中65人判了轮刑。

杜布瓦不像富歇曾经是教士，富歇经常在自己的办公室和沙龙里招待宾客，尽管那些客人都穿着肮脏的亚麻衬衫。杜布瓦不搞“文明”的这一套，他就是送礼。

大革命后由于人权宣言，许多酷刑已经禁止了，但在督政府时代，在重新对消费行为收税时就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承诺，执政府也恢复了对食盐的关税，包税人城墙的关税在1798年也恢复了。

要是光是水文监测，波拿巴也不会亲自去画图，法兰西学院那么多院士，还有桥梁工程学院。

每一个水文站都需要一个站长，荣军院里那么多军官，他们虽然残废了，但他们的纪律性和忠诚度都足够，他们不懂工程可以找会的人，就像杜布瓦，他不懂法律就雇佣律师处理走私法庭的事，反正每年都有那么多学生毕业。

勒布伦以前跟过莫普，对高等法院进行过改革。用律师为自己辩护是很多的常识，但用了自然公正原则后人们就不一定需要律师为自己辩护，他们可以为自己辩护。

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然公正原则下被告可以和证人质证，不能和女巫审判似的，被告不知道谁告了自己。

波莫纳在威尼斯跟西弗勒斯开过一个玩笑，把写有自己行踪的信放进以前向十人议会告密的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