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莫纳来到了巴塔尔塔下的一处岩壁旁，它看起来和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上面布满了一层薄薄的青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从麻瓜伦敦到魔法世界需要通过破釜酒吧后的砖墙，需要按照一定的顺序，用魔杖敲击墙砖。

19世纪末时，由于麻瓜政府需要重新规划城市，计划夷平破釜酒吧，当时的魔法部长，也就是那个颁布《未成年人使用魔法限制》的斯帕文曾做长篇大论，演讲为什么救不了破釜酒吧，而就在他进行乏味演讲期间，破釜酒吧已经被施展了一系列隐藏咒和遗忘咒，得以保留了下来。

在他之前的魔法部长都格·麦克菲尔是个赫夫帕夫，他在麻瓜议会因为议会改革而陷入动荡时，让魔法部处于令人舒适的平静中而被人铭记。

他们二人交接的时间是1865年，比1866年因为议会改革爆发曼彻斯特暴乱，以及1867年法案通过还要早，那时还没有爆发霍乱。

除开自由党即想要扩大城市选票数量，又想要限制工人的选票总数这个因素外，还有两个问题影响了这次改革。

第一，废除谷物法和1848年欧洲革命。

托马斯·阿特伍德出生于伯明翰著名的银行家族，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曾多次提起他们。在1819年以前，英国一直采用金银复本位，但由于银币的伪造情况严重，以及汇率不稳等问题，1816年议会通过了金本位法案，将银币作为辅币。

这时拿破仑战争已经结束，议会不需要印刷纸币应付军费开支，导致纸币和黄金脱钩。法案的确定为恢复黄金和纸币的联系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也为《皮尔条例》即银行有义务将纸币兑换成硬币提供依据。

这时托马斯·阿特伍德的家族提出一个“小先令法案”，即降低先令中的含金量，不以含金量，而以数量作为计算单位。

当时议会的一系列政策会减小通货的流通量，这对才经历了大战，需要减小通货膨胀的国家来说是有利的，但这种办法不利于清偿国家债务，也对贷款获得者不利。这是不利于工业发展的，小先令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就要涉及英格兰货币发行权问题了。

罗斯柴尔德说过，“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1830年托马斯·阿特伍德创立了伯明翰政治同盟，1832年议会改革期间积极参与成为伯明翰议员。

即便成了议员，托马斯·阿特伍德也是政治同盟中不可小视的一员，宪章运动开始后他与宪章派联合。在联合会的活动上会拉这样一张横幅，上面绘制着三块大小不一的面包，但标价完全相同，每块面包上分别写着英国、法国、俄国的名字，其中英国那块最小，法国居中，俄国最大，

这是谷物法的效果。

十九世纪初的数十年间，英国租地农业者与地主履行着绝对最低工资，如果不是因为劳动者不能靠空气活着，这个工资还会更低。

与此同时教会负责支付不足的差额，按照《济贫法》以救恤的方式发放。宪章运动的一个口号之一，是勤劳的劳动者获得其劳动的正当果实。

一旦谷物法废除，就意味着外国的便宜粮食能进口英国，城市居民能用更便宜的价格买面包。但同时也意味着英国本土生产的粮食失去竞争优势，降价不仅会让农民破产，还会损害几百个勋爵、六万个男爵和无数个非贵族乡绅的利益。

1832年的议会改革里包括了农业用地的交税者，1867年的议会改革，农村成为了“城市的财产”。相对于农村的收入，城市里做工的收入要高一些，接着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城市快速壮大，阿特伍德也就能号召起十万伯明翰工人从市政厅向伦敦进军。

这和法国大革命时马赛人唱着马赛曲去巴黎当然不一样，阿特伍德在演讲时说自己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他本人不会用暴力来实现人民的目标，但倘若议会拒绝两百万人的诉求，结果势必会让两百万人变成五百万人。假如那么多人民的请愿不能产生效果，这位议员号召来一个全国大罢工，在此期间全国没有一个锤子会动，没有一个铁砧发出声响，没有一个梭子转动，倘若要动用“十万大军”，也是他被捕之后，集会群众要求将他释放。

阿特伍德的罢工成为除了暴力革命外的另一个结局，同时他也递交了宪章运动第一个请愿书，虽然它很快就被驳回了，但这也代表着反谷物法同盟的建立，同盟从伯明翰扩展到曼彻斯特等工业区。

到了1843年，工业区同盟目标转向农业区，他们抨击那些租佃者，依附于穷奢极侈的土地占有者们。

接着到了1846年，爱尔兰马铃薯的收成因为晚疫病少了四分之三，废除谷物法的呼声愈演愈烈，也正是这一年，废除谷物法终于成功，自由党获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