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乔治安娜问，但周围人没有一个说话的。

“我们边走边说吧。”大主教无奈得说。

经过了多年战争，普鲁士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孤儿，他们要靠乞讨为生，有一个名叫奥古斯都·赫尔曼·弗兰克的牧师，他看到这些孩子可怜，就开设了一所帮助穷人的学校，一方面是解决禁止行乞的社会问题，另一个是为病人、老人和孤儿提供帮助。

这位牧师本人是哈勒大学的东方语言学教授，哈勒大学是霍亨索伦领地上首屈一指的学府，大学里有很多虔信派和非宗教学者，分别任职于重要的管理岗位和教学岗，是未来牧师和教堂官员的摇篮。

在公众和国王补贴的支持下，孤儿们的食宿和救济有了保障，而且这些孤儿们还接受了初等教育，这个机构的教学安排主要是围绕在实用技巧上，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会学到一两门工匠手艺，以便为未来的职业选择做好规划。

一开始弗兰克决定将儿童生产制造的物品变卖，以维持学校的开销，后来他发现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孩子们的手工技巧和工艺都比不上那些行会的成年工人，有了慈善捐助后孤儿院才达到收支平衡，并且将本来的木头房子，改成了一座石头房子。

弗兰克的目的是希望综合设施能自给自足，他后来开办了新的付费学校，用来接收特定社会阶层和具有某些职业背景的孩子，学校还有奖学金，保证贫困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不至于因为经济动荡而失学。

他的梦想是成立一个“天国”，通过虔诚的努力，让这个教育体系走出中欧，走向全世界。

教育往往与书本联系在一起，随着孤儿院学校越来越多，老师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在莱比锡的秋季市场销售自己印刷的图书，继而又将分支开到了美因茨和法兰克福，并且还成立药品邮购贸易，利润更加丰厚，为此孤儿院在中欧和东欧部分区域雇佣了代理商来委托运营。

当这些孩子只是累赘的时候，没人会在意他们，经过多年运营，原先的孤儿院一静发展成了一座集商贸和基础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建筑群。若没有柏林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支持，想取得如此程度的成功简直是痴人说梦，弗兰克也深刻知道要仰赖这些强大盟友的帮助，便积极保持于王室和政府的联系。

于是在1711年，国王给了孤儿院一项特权，它将划归到新普鲁士储君的掌管之下，而这位新储君就是未来的腓特烈一世。

这位不知疲倦的“军事之王”推动着哈勒教育体系的不断扩张，并且还用虔信派教徒来管理新建立的波茨坦军事孤儿院和柏林候补军官学校。孩子的父亲在战场上战死，成为孤儿他就要被送到军事孤儿院，接受军官的培养，合格后进入柏林候补军官学校，毕业后又成为军官。

甚至连想加入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公职体系都必须进入哈勒大学接受两个学期的教育和培训，到了腓特烈二世接手的时候，不仅仅是公务员，连牧师、军官也要接受哈勒模式的学校教育了。

普鲁士军队中还有战地牧师，他们和随军的牧师不同，随军牧师是听士兵忏悔和祷告的，战地牧师从正统教控制的民用教堂里分离出来，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是“非雇用”的，士兵们常把他们称为“外国佬”。

孤儿院的委托代理人将分支机构开到各处，高耸的假发、华丽的服饰都是路易十四时代的特征，它们统统被丢进旧时代，虔信派积极赞颂谦逊、质朴和自律之美。普鲁士的逃兵率很低，军队纪律严明，这都和虔信派严格的道德标准和严肃端正的职业观有关，这些品质可以帮助军官们持强凌弱的形象，树立一个严谨自律、恪尽职守的军官形象，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典型的“普鲁士人的形象”。

腓特烈二世年轻时就接受这种教育，他本人是喜欢吹奏长笛和法国文学的，他对虔信派非常反感，尽管这个教派曾受他父亲保护，这位新的君王更倾向用启蒙派的大臣来管理宗教事务。

也正是因为失去了国王的支持，哈勒大学被启蒙理性主义占据，参加哈勒孤儿院综合体的人数越来越少，相应的孤儿院活动捐款人也在递减，教派变得入不付出，并且主要收入还是靠的药品邮购贸易。

大主教不想再对这个话题多说下去，他带着乔治安娜离开了圣路茂狄主教座堂，去往另一个地方。

他们是步行着去的，虽然没有拿任何宗教仪式的用具，沿途的路人还是停了下来，在路边站着。

乔治安娜与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眼神不期而遇。

那位母亲有一张苍老的面容，看着干瘪，毫无吸引力，而她的儿子大概有一个霍格沃茨新生那么高，他嘟着嘴，无聊得盯着前方，等着这支游行的队伍走开。

她恍惚得转过头，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机械似的，跟着圣职团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