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瑢分府出去的时候得了一座当铺，后来用度不敷，乾隆给了他另一个当铺“庆春当”，里面本利钱有两万四千多两，同时还给了内务府一千八佰间官房的租银。

广储司案发后，这个案子也被传得沸沸扬扬，那个擅长诗画，喜欢天算的质郡王立刻将相干人等全部召集起来隔离审讯，并且得到了成文签字的口供，等查明了案情后，永瑢立刻上报皇帝，请求议罪，并且主动请罪，认为自己失察，而其他六库的相关官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皇帝给予严厉惩罚。

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的广储司除了盐政和关税等项是官方成色银锭，其他的如抄家入库的银子成色不齐，办理入库手续的人漫不经心，将低潮银当成足色银子入库了。因为时间久远，积累的低潮银就多了。内务府会给一些皇室宗亲发用度，而这些皇亲国戚们通常会要成色高的银两，以便在兑换时换取微利。

成色好的出去了，低潮银留了下来，所占比例就多了，7万两低潮银占总库存的十分之一。

奏报到了乾隆手里，只是批了“知道了，钦此”，然后罚了和珅与永瑢三个月俸禄，有品级的罚俸禄，凑足失察的低潮银总额十倍，没品级的挨80大板，就这样结束。

质郡王号“九思主人”，比“三思而后行”还多了三倍。

小郡王“想”世袭他父亲给他留下的职位，可是在他留在京城新婚期间，那个位置已经被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给占了，四十八年因为车登多尔济私自给了乌拉黄缎照票被罢免，后来请拉旺多尔济任库伦大臣，蕴端多尔济为帮办，从此小郡王开始了两头跑的生活。

没想到第二年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劫持了汉商，不仅拿了货还不放人，屡次下了檄文都没用，到了乾隆五十年恰克图集市就停了。

好动的小郡王当然不能闲着，然后他把盟会搬到木兰围场，库伦和乌里雅苏台各率领好手习围。

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也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满汉全席，就是几千人一起吃火锅，羊肉是从蒙古运来的。

乾隆很高兴，对内务府进行了褒奖，但没有谁去争这份功劳。

就在前一年的三月，隆福安死了，六个内务府大臣变成了五个，分别是永瑢、和珅、金简、德保、福长安，以前他们每个人管一个库，如果不安排新人进来，他们五个大臣里总有一个要掌管两个库府。

自打圆明园失火，永珹自己丢下乾隆率先逃跑后，他就被过继，并且轻闲了。他的长子旻惠在第二年出生，永珹没怎么管他，而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就落下病根，没多久就死了。等绵惠14岁，永珹也死了，绵惠没有继承他父亲的亲王爵位，只是个贝勒，乾隆勒令金简去代为管教。

用贝勒的话来说，金简只是个包衣奴才，有什么资格管他？

他的娘是侧福晋完颜氏，也就是说金简是绵惠贝勒的亲舅爷。

永珹生了五个儿子，就这么一个活到了成年，而贝勒33岁就死了，没有留后，披麻戴孝都是找的过继的儿子，他继承的爵位还要降一级为贝子。

王亶望的父亲可是清官，否则乾隆也不会用他。但有什么样的父亲不代表有什么样的儿子，举人就吃了这个亏，他也没有料到自己存钱的钱庄会“骤然”倒闭了。

钱庄最怕挤兑，当他赶到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最终他通过官司才拿回了一点。

这个新的东家倒不是挥霍了父亲的家业，而是卷进了长芦盐案里。长芦盐自春秋战国开始就出产好盐，但乾隆爱玉，长芦盐商也就买玉，然后给盐政朝贡。但这次出问题的不是盐引、不是盐政，而是盐商自己。

内务府借出去的款利息大概是12%，比一般的高利贷低很多，但他们主要借给“常有往来”的商家。

借钱要还利息，借得越多还得越多，等借到利息都还不起了，那就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没人想过盐商也会还不起钱。

不只是内务府，连举人存钱的钱庄的少东家也不知道，最后发现这个盐商资不抵债，把全部家当都清算了还差内务府79万两。

这些“家当”内务府全部卷包了，一点没给民间留下，有可能剩了点，反正少东家没分到，不过这只是长芦欠款的冰山一角而已，这是个群体事件，不是一个长芦盐商欠钱了。

到了嘉庆皇帝，长芦朝贡就是一些丝绸，不再要值钱的东西了，当地盐业也走向了衰败。

而他们欠款很大程度和金川之战有关，主动一点把钱捐出来，还能博个报效的“热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长芦盐商可以借到内务府的贷款，而且还不上还没有引起皇帝震怒。

另外还有“银贵钱贱”的问题，各个地方的铜钱质量不同，不方便远距离流通，白银的成色比较好鉴定，成了远距离流通的货币。平民买盐都是用的铜钱或者碎银，他们的铜钱可和直隶的不一样，一千钱不值一两银。

反正长芦的衰败是个复杂的问题，举人只能认栽。

再说小郡王去漠北不光是当帮办，他还要巡检，和布里亚特人“打交道”，举人到了那边很难说有什么用处。

留着以后好见面，毕竟这世道，谁知道会碰上什么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