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库伦大臣之外，在漠北地区还有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喀尔喀蒙古四部，而喀尔喀左翼旗的部置就是在库伦。

乌里雅苏台将军的驻地在乌里雅苏台，乌里雅苏台将军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准葛尔叛乱，设置了库伦大臣后他的管辖范围才变成了库伦以西。第一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名叫策楞，他是成吉思汗的第十八世孙，因为作战英勇被册封为超勇亲王，他一直驻防漠北到死，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

策楞的子孙被内廷收养，成为了懂满蒙藏汉文的学者，虽然他的三个儿子相继担当过乌里雅苏台将军职位，可是他们都没有任职很久，后面的则是其他蒙古王公，到了乾隆1780年则变成满人来担任。

天子享有所有神圣的特权，从“万岁爷”等称呼中就能体会到这一点。对于帝王来说，不论是赏赐特权还是剥夺特权都必须由他一人支配，国家的所有财力和收入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仿佛是他的私有财产，因为从原则上讲，整个国家都是属于皇帝的，“普天之下皆为王土”。

自由在大清国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紫禁城里的官员们甚至以被“赐”在某个地方行走感到光荣，马嘎尔尼在圆明园里散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违禁”的，虽然圆明园确确实实是个花园，然而不论西洋馆看着多么像欧洲，那里依旧不是欧洲。

蕴端多尔济想要单靠自己“子承父业”是件很困难的事，万幸的是他有个好“娘舅”——继承了他嫡母父亲爵位的质郡王永瑢，他不仅是乾隆皇帝的亲儿子，并且还是内务府大臣，从蒙古朝贡来的贡品和毛料都要运往内务府。

举人与和珅是同一年科举的，都名落孙山，如今他已经和永瑢一样是内务府大臣了。他也确实算是年少有为，督办了好几个案子。家奴们的供词成了李侍尧有罪的铁证，接下来和珅根据海宁提供的名单开始审讯那些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这些官员纷纷交代，原来李侍尧借着为朝廷办理贡品的名义经常向下属勒索，下属们不敢得罪李侍尧，只能掏钱。

铁证如山下李侍尧只能交代，他总共收受白银三万一千两，总督的养廉银子一年两万两，按照雍正修订的法律，贪污超过一千两就是死刑，李侍尧供认的数目几乎肯定要被判斩刑了。

和珅固然将这个案子办得漂亮，但却未必符合乾隆的心意。

第一，李侍尧在进贡方面特别卖力，乾隆在即位初期严于律己，后来喜好奢靡，李侍尧是为了“投其所好”。

第二，他七十大寿快到了，按照中原的习俗，“男办九，女办十”，1780年乾隆69岁，班禅还要进京给他祝寿。这一年的正月他还带着王公、蒙古台吉们第五次下江南，去了山东、河南，免了当地的税赋，这时候要是如和珅所想的那样杀人是见“血光之灾”，和珅是个挺伶俐的人，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可能他已经红了眼，毕竟到了这个地步，他和李侍尧只能活一个。海宁之所以讨论“份子钱”也是因为乾隆的大寿，皇帝过生日，云南那边“随份子”钱二百两，京城这边给多少？

反正李侍尧一审判了斩监候，而和珅很想要判他斩立决。

李侍尧知道如果不上诉，自己恐怕难逃一死，幸好他平日里会疏通好了关系，请皇帝身边的“谙达”传话，建议皇帝用“九卿会审”来审理他的案子。

九卿会审始于明朝，“三公九卿”只是一种很荣誉的虚职，秦汉以后不再掌管实权，到了明朝时九卿变成了由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以及六部尚书共同审理，最后由皇帝审核批准的一种专门针对重大案件和二审翻供案的司法制度。

如果你是九卿之一，要怎么审理这个案子呢？

李侍尧老了，和珅则很年轻，并且俨然要取代李侍尧的样子，更何况李侍尧罪证确凿，不判他斩立决好像显得他们不够公正。

大学士们引用了乾隆五年久门提督鄂善受贿1000两处决的事，还有以前的云贵总督恒文、贵州巡抚良卿等人，他们贪的银子还没有李侍尧多，都被处决了。

要怎么审，要看乾隆是怎么过六十大寿的。

乾隆出生于1711年，他的母亲孝圣贤皇后出生于1692年，两人相差接近20岁，乾隆六十大寿多时候正好是孝圣贤皇后80大寿，为了讨个吉利，干脆叫万寿了。

为了庆贺自己的60大寿和母亲的万寿，内务府大臣上报造无量寿佛像，乾隆同意后内务府成立造佛处，集中地方银两铸造无量寿佛像。

普通人可能觉得造一尊佛像，即便它是纯金的，那也花不了多少钱。

无量寿佛要造就要造九的倍数，比如九尊、九十九尊、一百零八尊、一千零八尊等，皇太后一辈子过生日都节俭，而乾隆又是至孝之人，于是在乾隆三十五年，刚好他六十岁大寿大寿的时候在北海建楼，供奉无量寿佛万尊，来了一场“万佛朝宗”，那栋新建设的楼就叫做万佛楼了。

这些佛像都是用铜造的，当时李侍尧虽然是两广总督，却参与了清缅战争，这位大臣本来是宣布檄文的，可是他却派了人，命令暹罗各个首领刺探缅甸的情报，并生擒缅王准备献俘。

活人就别献了，还是献两尊暹罗的佛像，三年后李侍尧升任武英殿大学士，仍留两广做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