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一句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制定得很低的，很多低级官员靠俸禄很难维持生计，而高级官员则不可能靠俸禄维持比较符合他身份的生活，“圣人”究竟还是少数。

所以地方官员大多会自地方税收截流一部分增加实际收入，而京官则会收到很多地方官的“孝敬”银子，同一岁的进士往往以“学生”自居，而让他们榜上有名的则是“老师”了，送老师一点小礼物聊表心意，即符合礼数又表了亲近。

所谓的火耗是指的铸钱的时候损耗的那部分金属，通常指的是碎银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火耗”的不断加重引起了百姓的反对，虽然顺治、康熙也相继下令规范，但并没有什么用，雍正上台后实行“火耗归公”，火耗最高不可超过20%，不得私自截留。

由于“祖制”的规定，导致了明朝一直缺银，并且民间不可私自开采银矿，这导致了明朝少银而多物资，而日本产银却物资短缺，如果二者互通有无，是可以促进对外贸易的，但“倭寇”问题让这变得不可能，等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户部上书停用宝钞，改用胡椒为官员发放俸禄，而这些胡椒正好就是郑和每次下西洋必然会带回来的。

以明朝的船那个体积，带回来的胡椒都是上百万斤级的，国库还要找地方堆积，又恰巧户部为越来越贬值的宝钞焦头烂额，相比起那一页桑皮纸，胡椒还有点实际价值，于是胡椒就这样经常在发薪日出现在官员们的面前了。

本来发放大明宝钞就是因为通货不够，户部又大量收回宝钞，发放胡椒，而胡椒又是明令禁止民间交易的。

官员们拿到了胡椒俸禄，除掉自己家用的，必然会想办法变现，这时候就出现了收胡椒的商人，这不仅违反了皇帝的命令，并且胡椒是作为商品回归市场，而不是货币，也就是说钱变得更少，到了通货紧缩的程度，明朝的物价开始下跌，最终朝廷下令将广西等地田税的米折换成白银。

胡椒在欧洲也一度被当作货币，但是郑和下西洋一次购买那么多胡椒，导致了南亚地区的胡椒稀缺，价格飞涨，欧洲领主们要花更多钱买香料和奢侈品，这加速了欧洲的白银外流，一时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贸易衰退。于是许多哥伦布、达伽马之类的航海家开始扬帆起航，去寻找遍地是黄金和香料的“东方”，但是“东方”没找到，反而找到了新大陆，和出产银矿的南美洲。

郑和下西洋买了胡椒，欧洲也在南亚买胡椒，那么白银都集中在了南亚了？

西班牙发现了明朝对白银有近乎无限的需求量，而他们不仅可以满足这种供应，并且还可以解决他们国内白银过剩的问题，于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白银大量流入，明朝这时才确立了银钱并行的流通制度，白银正式成为法定货币。

东亚朝贡体系又被称为曼陀罗体系，不仅小国要向天朝朝贡，东南亚各国之间也会因为实力悬殊而互相朝贡。随着印度文化输出，形成了一个梵语、佛教为中心，多圈层的国际秩序体系，即便国王的实际控制区域很小，但是通过各地实力的承认和效忠，将于可以显得很大，而这一点刚好与英国的利维坦结构重叠了。

只要参加的人全部都觉得公平的事，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不公正的，英国相信“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而实际上是上房抽梯式的“公平”，等他们具有垄断地位后再和落后国家竞争市场份额，最终结局就会和法国一样，本土的手工业破产，而英国商品获得了一个可以自由掠夺的市场。

比如泰国和缅甸，二者都曾向天朝朝贡，但是在中南半岛就是一对势均力敌的对手，此外中南半岛流行“白象”崇拜，白象被视为王权的象征，所以泰缅之战往往是一方强行向另一方索要白象引起的，不过早期的缅甸国力强盛，泰国屡次处于下风，并被多次入侵国都，属于泰国的周边小国也就随即向缅甸朝贡了。

在佛教里曼陀罗代表了一种近乎无限的世界观，这种不稳定的、流动的曼陀罗结构让东南亚人对世界秩序的流动性有更深的认识，向强者朝贡不是个特别重要的面子问题，相反可以借助朝贡获得相应的商业利益或政治帮助。

而朝鲜一直没有换身上大明的服饰，他们去朝贡也不是说的“朝天”，而是“燕行”。可能只有准格尔真心朝贡，但这种朝贡和东南亚是差不多的，都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还有迎娶公主什么的，说是群狼环伺一点不为过。

不仅国外有饿狼，国内也有一群饿汉，科举是“读书人”唯一的晋升之路，大体上三年一次，举人的意思是被推荐可以参加科举的人，在没有获得举人资格前，是不能参加科举的，只能参加乡试。每次科举光举人数大约3000到4000人，有时会更多，达到6000人，3000人里面再选300个进士，而进士是要参加殿试的，皇帝一个心情不好，有可能300人都没有。

乾隆三十三年，举人在燕郊备考，他提前了一年进京，避免水土不服影响考试，到了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是与和珅和中堂同一年参加春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