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选举改革后扩大了普选权，自由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保守党取代了托利党，并与统一党合并，成为保守统一党，而这个党派的创始者正是小罗伯特·皮尔。

乔治安娜不知道在圣罗曼餐馆里的那次偶遇和争吵会不会被记录在史册上，毕竟人们都说小罗伯特·皮尔的演讲是既小威廉·皮特后最好的。

其实算一算时间，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技术革命休戚相关，垄断资本家们以重工业为主，而北美的棉花他们并不是那么需要。取而代之的是人造燃料、织品，比如尼龙、化纤。

那时的人们已经挣脱了法律的束缚——《泡沫法案》，又一次开始了无序扩张，造成了产能过剩，然后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固定爆发危机的规律。

员工连让老板不让自己加班的权力都没有，怎么可能会让老板不要投钱进去继续扩张呢？

即便利物浦有索尔特家族那样还算不错的棉纺织业工厂主，他给予了工人休息和娱乐的时间，还有人成了语言学家，索尔特只要和其他工厂主一样持续扩大产能，终有一天也会走向破产。这和他的人品没有直接关系，一次失败的投资比挥霍无度更容易导致贫穷，南特的船东银行家巴尔荣就是例子，他以为和平会导致海运量增加，要不是加布里埃尔·乌弗拉尔从西班牙买的那两百万公担的粮食他也差点破产了。

面对这种大起大落很多人无法承受，纽特·斯卡曼德离开纽约的时候是大萧条前最后的辉煌，纸醉金迷的繁华表面之下笼罩着恐怖的阴云。

你是选择快乐还是选择真实呢？

如果是快乐，喝醉就好了，及时行乐，在酒醉中狂欢，然后承受宿醉的痛苦，即便那些从药房里买的私酒冠以药物的名义。

事实上路易十三时期的波尔多葡萄酒确实是一种药，可以治疗多种疾病。

你当它是酒就是酒，你当它是药就是药，你当它是耶稣的血就是血。

其实剥离开那些历史糟粕，露出哲学内核的宗教能缓解人类永恒而无垠的精神痛苦。

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上帝或者释迦牟尼，而是没有他们人类如何自处。

你必须直面心中不断咆哮的野兽，该从哪里获得道德的正当性；没有了神和命运的安排，人要如何面对人生失败带来的自我贬低和自我憎恶；没有了报应，人要如何面对善无善报、恶无恶报，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的世界真相。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宗教提供了一种相对无痛的价值观，人类脆弱如同婴孩，呼唤一个全知全能保姆呵护我们、疼爱我们。

可是哭久了，并没有谁来关心我们，于是我们就不哭了。

我们无法再说服自己去相信那些被论证过不存在的东西，我们砸碎了教堂，遣散了修女、神父，我们前所未有得自由，同时也面对着虚无主义的威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试图树立“理性神庙”这个新的宗教，来填补神离开后的空缺，不过这个神也随着“不朽者”罗伯斯庇尔的倒台一起消失了。

我想一辈子都当小女孩儿，这样就不用思考这些问题了。

可是无忧无虑的童年是短暂的，当我们选择自由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离开伊甸，不用遵守伊甸园里的规矩，也就无法享受伊甸园里的一切，我们只带走了分辨善恶树给予我们的力量，而那也是人类偷尝神禁止食用的禁果所带来的惩罚。

乔治安娜将外套的衣领竖了起来，抵御潮湿与寒冷，紧接着她就感觉有一件外套裹在了自己的身上。

“穿上吧。”迪洛克微笑着说。

“我知道你也冷。”乔治安娜平静得说“你的健康同样重要。”

迪洛克没有理会她，乔治安娜摇头，这些男人就会当着女人的面逞英雄。

这时她摸到了自己的魔杖，于是她悄悄对着迪洛克用了个防水防风，这下他就算穿得单薄也不会冷了。

重要的不是破坏，而是重建。

破坏旧有的一切使用蛮力就可以了，困难的是在前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建筑物，拿破仑试图给这个国家、时代放下一块花岗岩作为基石，而阿伯丁刚好盛产花岗岩。

陆上都那么冷了，海上只会更潮湿、更冷，但还是有人坚守，这也是纳尔逊带来的海军精神——恪尽职守，这事做起来没有说得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