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式农业和原住民农业最大的区别在于，殖民地农业是为本土提供原材料，并且不管当地原住民的利益，而原住民农业则必须维护当地人的利益，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和英国。

美洲的印第安人是诸如天花之类新疾病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生活在与欧洲人隔绝的大陆上，随着航运和与欧洲人的接触而面对一系列严重的死亡，跨海贸易在让疫情的分布均质化的同时也让疾病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传播，原来隔绝的社会经历惨烈的人口损失。

原住民死了殖民者就可以占领他们的土地，同时从非洲买来的奴隶在机械化大生产开始前也能在保证亩产不高的情况下以低廉的成本在集中的土地上出产多种经济作物，棉花、烟草、甘蔗、玉米等等，而且还有拓荒运动。与之对应的是英国农民需要在有限的土地上耕作，如果外来的作物输入英国本土太多，会造成粮食价格贬值，这样他不仅不会赚钱还会亏钱。

英国农民的利益需要维护，这才有了《谷物法》，而印度人则在本土没有遇到任何天灾的情况下成千上万得饿死，因为粮食被东印度公司运回欧洲了。

这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做法执政府不打算用，很多科学家议员曾经随远征军去埃及，他们也不只是光搬走文物。因为无法获得欧洲的补给，他们只好在本地发展包括兵工厂在内的设施，学者们刚好可以在埃及发挥他们的学识。

在荷兰语中ch是大拇指的意思，也就是说一英寸是一节大拇指的长度，同样人的大拇指长度不一，14世纪的爱德华二世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了1英寸的长度，它的长度不是拇指的平均长度，而是从一把大麦穗中选取最长的三颗麦粒排成一行后的长度。

法国的长度单位是米，买了法国的设备比利时的度量衡也要发生改变，不然以后怎么维护设备？

也许比利时人会担心，把奥地利贵族赶走了法国贵族又来了。谁知道这些流亡者的心是向着谁的？如果他们趁这机会占领了一块土地，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养兵，实现割据或者是复辟，甚至是成为那些激进保王党的钱袋子，那么法国人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又或者像阿难佛陀故事里的那个轻斜，在肚子里装了个木头，因为害怕被打，逃跑的时候木头就从肚子里掉出来，砸了自己的脚面。

新体制不需要官员去想太多，只需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完成了有赏，没完成就被罚，如果像安特卫普市长那样走私那么就要丢官进监狱，同时超越赋予官员职权范围的事物他也不可以管，有市民拦路喊冤市长也不可以“主持公道”，市民只能去法院去找法官。

集权制的好坏之处就在这里，有人觉得它不如民主制度灵活。

美国独立了，那些灵活的大脑想出了用“naturegod”的名义天赋他们不可转让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力，而英国总督则是他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阻碍。

相比起觉得吃自己土地出产的粮食是一种骄傲的法国农民，比利时人要灵活些，毕竟他们被重商的荷兰人统治过，而且比利时的维度比法国更高，当然，波拿巴也存着以后法国粮食出口比利时倾销的打算，比利时的粮食无法自主，除非他们打算把罗宋汤当主食。

在这个政体里任职必须发誓，不是跟女孩说“我爱你一生一世，不然如何如何”那种誓词，那不是一种允诺，而是“禁止反悔”，这里面的文字游戏有很多，老一点的家长脑子可能绕不过来，这时候年轻人就要被送到法国留学了。

没有了圣西尔军校，倒有了枫丹白露军官学校以及圣日耳曼昂莱设立了一所骑兵学校，之前在赛马场里的那些骑兵就是从骑兵学校过来的。

有一句戏词是这样写的：spartanacreshanbsp; exorna。（你的命运在斯巴达注定了，好好信任它吧）。

斯巴达人管教孩子的方式是军事化的，每个城邦都是一个大军营，满了年纪的男孩被送到国家训练场，一年四季吃的是不足以饱腹的饭菜，睡的是粗糙的芦席。

这些军校的孩子不至于睡芦席，可是他们吃的饭菜绝对难吃，要想吃好的就要想办法从学校里翻出去。

那些军校的教官可不是文化学校的舍监，逮住了当然要被罚，所以年轻人们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了吃口好吃的，想尽一切办法翻出去，又在被人发现之前回来。

这据说是从第一执政年轻时的经历获取的灵感，他以前的主任勒布勒东是个很严厉的人，长相丑陋又身材高大，让年轻人敬而远之，布里埃纳军校也总是让他来维持纪律，后来他也确实做到了，一些调皮的学生编了难听的歌在他的窗下场，他忍了两天，第三天他故意将门虚掩着，然后躲在门后面，等着他们来，当他们开口唱的时候，勒布勒东就向他们冲了过去，然后逮住了其中一个，正是矮个子的科西嘉人，他被关了三天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