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因为英法条约的签订，降低了英国输入法国商品的关税，导致英国商品充斥法国市场，打击了竞争力不如英国的法国工业，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这导致工人和工厂主的强烈不满，历史学者们相信这个条约加剧了革命前夕的社会矛盾。

拿破仑新的关税政策与1786年条约相反，英国商品流入法国的关税收得很高，这可能让鲁昂等地的商人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可以获得大量棉花，又不用担心被皇家海军阻拦，可以去新的海域活动。

英国商人对此可能会感到不高兴，乔治安娜打算给梅里爵士这么一个说法，法国的税收高了，他们才有更多的钱用于公共工程，才能买英国的钢铁。

法国虽然铁矿丰富，可是冶铁厂只有不到40家，工业化的规模远不如英国。

在英法和平之前，英国的铁制品主要销往美国。拿破仑本人是倾向大举兴办公共工程的，原本财政上他还有些捉襟见肘，卖掉了卢浮宫的名画和将城外的粪山变成肥料厂后，他手头宽裕了一些，不过他依旧缺钱。

他不止是把关税调高了，新的宪法规定还交税交得多，前600名的名流才可以成为议员。

这是旧时代三级议会最想讨论的事，平民和资产阶级缴纳那么多税，贵族却享受各种免税权，然而三级议会上根本就没讨论出任何结果，后来第三级干脆把特权阶级给甩掉了，自己成立国民议会讨论，西耶斯这时将自己的教士袍给脱了，从第二级变成了第三级。

拿破仑让元老院听他的话可不是光凭乔治安娜以命相搏，他将立法院的一部分权力交给了元老们，保民院的人减掉了一半，只剩下50人，纵使西耶斯依旧是元老院的议长，他也已经被架空了。

她很看重西耶斯的三级法院，大革命之前的农村依旧保留着中世纪时的民主特色，往往是市政府官员或者是讨论某一件公共事务时会敲响教堂的钟声，召唤农民在门廊前集合，穷人和富人都有券出席。在会议上既无真正磋商，也没有表决投票，但是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为此还会请来一位公证人露天制成证书，收集不同的发言，记入会议纪要。

这些来教区的官员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征税员，另一种是理事，征税员是负责收税的，理事则代表总督维持公共秩序等一切事物，比如组织自卫队、国家工程、以及一些普通法的执行。

就连巴黎高等法院都没有将行政和司法分开，法官就像是市场管理人员一样管控物价。在这种特殊时期，特别刑事法院可以处理夜盗、凶杀、纵火、伪造货币、煽动集会、非法携带武器等不能上诉的罪行，其他诸如财产、税收等纠纷最好派出检察官和法官到郡、乡镇、公社去处理。“良善之辈”和“暴徒”要区别对待，现在的官雷尼干不了这件事。

但西耶斯首先告诉乔治安娜，教堂的钟现在都没有了，在大革命时它们被用来铸钱，而且教堂还没有可以自由撞钟的权力。

其次里昂暴动的时候，罗伯斯庇尔曾经派库通进行镇压，可是库通有点手软，从11月起负责革命法庭的革命特派员就变成了科洛和富歇，这二人对犯人的处决成倍增加。4个月的时间就处决了一千六百多人，拿破仑还是个炮兵上尉时看到过那血腥的场面，平均算下来每天至少要处决10个人以上。

共和军进入里昂后，巴拉斯又下令处决了几百名叛乱分子，旺代战争期间大量军事特派员将大量“土匪”处死，仅仅昂热地区救处死了2000多人，西耶斯很害怕这次清理“土匪”又变得和恐怖统治时期一样。

乔治安娜没有劝这位前督政，罗伯斯庇尔也曾被称为“美德模范”，可是他的墓志铭上留的是什么？

塔列朗被称为瘸腿魔鬼，拉法耶特被称为游侠骑士，米拉波被称为疯子天才，还有罗兰法官的妻子罗兰夫人，她被称为罗兰女王，这位女王对她丈夫的记录不多，或许她也知道她丈夫支持粮食自由贸易并没有真正解决饥荒的问题。

农民和地主都不急着将地里丰收的麦穗给收割了，因为指券贬值得太快，谁会用粮食去换废纸。

乔治安娜又和西耶斯聊起了这次被踢出保民院的几个人，皮埃尔·卡巴尼斯、安托万·德斯蒂·德·特拉西、历史学教授兼编辑多米尼克·加拉、立宪派主教亨利·格雷瓜尔、作家皮埃尔-路易·甘格内、律师政客让-德尼·朗瑞奈伯爵，她希望西耶斯能将他们邀请到她家里来做客。

西耶斯问她为什么，乔治安娜笑着告诉他，因为这些人都尊崇已故的孔多塞侯爵，她正好资助了一个学生，他在用孔多塞侯爵的理论做光学实验。

西耶斯并不是很相信她，但他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然后离开了她的别墅回圣卢克宫了。

等西耶斯走后，乔治安娜才从隔壁房间的书柜上取下来一本书，那是法语版的《国富论》，翻译者正是孔多塞侯爵，上面还有他很多注解，这本书和拿破仑所看的《国富论》一模一样。

孔多塞和亚当·斯密、杜尔哥一样，都认为谷物自由贸易可以缓解饥荒，杜尔哥将孔多塞的政策到处进行宣传，他甚至给皮埃尔·杜邦·德·内穆尔写过信。

危机开始时，杜尔哥提出的第一个政策就是为穷人提供工作机会与薪金。

他提议成立“慈善办公室与工作组”，要求中央融资支持补充地方资源。他认为“真正的贫困”不仅应该得到救助，还应该得到“尊重”，他担忧把穷人们聚在一起派发汤或面包会让一些穷人“丢脸”，因为这样的行为类似于公认行乞。

慈善研究所的目标是“使货币在民众之间流通”，通过有效的“公共工程”，比如铺路和改善公共场所。

当时内政部的负责人为公共工程提供了20000里弗，为不能工作的人购买粮食提供了80000里弗，杜格尔建议将这个比例颠倒过来，最终耗费在道路建设、城墙防御和传授纺纱技术上花了85000里弗，为粮食支出了36000里弗。

第二个政策是加大供应量，当危机恶化时，向商人借贷，支持省内进口，当时商人没有长途贸易的经验，而且在繁荣和平的时候运输成本也高得离奇，杜尔哥从中央的额外资源里拿出十分之一作为谷物进口的奖金、补偿和利息，然而一旦谷物进入省内，它大部分回流入通常的贸易渠道，最终被投机者们囤积居奇，并没有流入消费者的手中，阻止了正常贸易的建立。

第三个政策是减轻穷人的税收，并对富人进行紧急征税，对那些已经卖了家具、动物、衣物来生存的最贫困小业主赦免国家税收，但是慈善工作组将会得到来自富有业主们的强制捐款的支持。

第四个政策是危机早期，地主回解雇佃农或者佃户，当谷物价格涨到了高于其十年平均价格的150时，租金必须以货币，也就是硬币支付，法律应当在短缺时援助租户，这是人道，也是公平的。

“你在看什么？”

乔治安娜拍了下胸口，回头看向说话的那个人。

“在看让斯利夫人搜集的情报。”她将夹在《国富论》里的那一沓纸递给了拿破仑“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长杜尔格的政策将利穆赞从1770年的饥荒里解救了出来，那一年的收成是18世纪最差的一次。”

“你也赞成谷物贸易自由？”拿破仑看着那些资料。

“除非我疯了，我只是觉得这份资料很有借鉴的地方，你捐了22000法郎给里昂的收容所，应该将176000法郎用于公共工程，44000法郎用于给那些不能工作的人买食物，你让谁负责的这件事？”

“我没空。”他将那本书给放下了，搂着她的腰“不是说了这个房子只能我进来吗？刚才走的那个男人是谁？”

“西耶斯你都不认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