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辉说道：“朝廷这次进行土地改革，从此以后，不在按照人头收税，改为按照实际土地数量收税，土地少的少交，土地多的则是多交。”

李勋看了刘光辉一眼，这样一来，对于大地主大家族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赵询的这次土地改革，可以看做是一次财富倒流，对天下财富的分配，重新进行洗牌，从那些掌握巨量土地的豪门大族手中，获取巨量钱粮，弥补朝廷的财政困难。

这样做的好处，减轻了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双方的阶级矛盾，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赵询的这种变革，把朝廷和百姓的矛盾，转移到了门阀世家的身上。

而且从根本上，以新的税收制度，代替了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土地兼并的严重性，既然控制不了，那就不控制，赵询显然彻底摒弃了曾经的老路，以全新的思想与理念，去走一条全新的道路。

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税制的失败，不仅说明流通经济相当发达的今天，不可能再把土地与百姓束缚定着起来，还说明长期因缘积累所逐渐形成的门阀及其有关的政治势力，再不会允许他们把已经领有或将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权力，交到中央朝廷统制支配，任何土地兼并的措施与政策，必然遭到这一政治阶层的全力抵制。

所以，为了适应这两种客观情势，综合以前以及现在的局面，赵询听取了好的建议，并且最终下定决心，不在垄断土地分配权，以长期控有赋税源泉，而在承认既成土地所有关系，以改进赋税收入，也就是从土地的根源上去统计收税，而不再是把人和土地捆绑在一起。

财政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很繁琐，刘光辉只是说了一部分。

边远地区，比如岭南、山南这些地方，土地税赋的收取，粮食的交付，转换为等价的白银、铜钱，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路途、押送的损耗与风险，去年，岭南全道粮食税收大约两百万旦，但是一路的损耗，运到丰京的时候，已经不足一百六十万旦，这种损耗太大了。

财政改革的内容，其实主要就四点。

第一，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换言之就是朝廷要用多少钱，就向百姓征收多少。

具体实施时是参照前几年财政支出。

先制定税收总额，再将这一税收额分配到各地，各地按税收配额制定税率。

第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取消主籍客籍之分，从法律上承认客户的地位。

由于税率并非由中央朝廷统一规定，而是由地方根据税收配额制订，造成往往人口越稠密的地区，人均税率就越低。在主客籍不分的情况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纷纷迁入这一低税率地区，这种迁徙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各地人口密度的差异和税率差异，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按照资产多少决定纳税额，取消原来按人头固定征收造成的不公平。

对于民户以及地主、豪门的资产状况严格掌握，常年核对，每三年进行一次重新核准，然后按照实际土地数量交税。

第四，秋夏两征之，原有的租庸调三个项目都并入两税，地方官府遵照朝廷统一标准，进行征税，不得自己进行调整与增加，取消所有两税之外的一切税赋，也就是把地方财政大权，全部收归中央朝廷，地方官府只是起到一个代为征收的作用，中央朝廷对全国所有税赋进行统一筹划，额定之外的税收数量，地方官府的这个权利，被直接剥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