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军制，显著的一点是在重要地点设置都督府。

和宗时设节度大使，但只是临时职务，与行军大总管、大都督这样的职位一样，有事领兵外出作战，回归之后立即交付兵权，并不是常设之职，宣宗之后，开始扩大节度大使职权，并在边境设置好几个节度使，一任数年乃至十数年之久，统称藩镇，其藩镇雏形由此开始。

藩镇往往掌管一个或是几个州的军事大权，后来权力逐渐扩大，兼管民政、财政，掌握全部军政大权，形成地方割据，常与朝廷对抗。

藩镇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快三百年的历史，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之中，也有过晋朝国势衰败，而地方某一个藩镇极为强大，乃至可以做到力压中央朝廷的地步，但有些东西，并不能仅仅只是算军事账，就政治层面而言，一个藩镇，他在怎么强大，也只是地方，是臣子，朝廷在怎么虚弱，他也是正统，是中央。

所以自武宗之后，晋朝的国势越来越弱，地方藩镇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绝大部分藩镇并不割据，只有河北五大藩镇自立割据，但即使割据藩镇也是很大程度上施行晋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见机解除割据，比如第一次陇右战争结束之后，朝廷取得大胜，河北五大藩镇便是立即遣使到朝表示祝贺，并且并主动要求朝廷派遣官员到河北任职，把河北地方部分人事权利交还给了朝廷，虽然幅度不是很大，但也表明了河北五大藩镇的态度，对朝廷开始由强转弱，自动解除了割据自立之势。

以至于第二次陇右战争胜利之后，晋朝的军事威名到达顶点，天下各大藩镇群起震动，许多藩镇纷纷上表祝贺，并表示希望回京述职，有些与朝廷关系不是太好的藩镇节度使，更是请求解除兵权，回京养老，以表忠心。

一切的一切，都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改变，你强我就弱，你弱我自然也就强，道理一直都是这个道理。

就经济层面而言，藩镇节度使是以封疆大吏的资格自擅一方，其财政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的是法律上属于国家军队，即所谓的官健。

所以藩镇里的那些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朝廷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

在土地所有者看来，赋税是上供朝廷，还是截留藩镇，并没有经济上的实际区别。同样是以交纳一定赋税的形式与政府共同瓜分百姓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骄藩控制下，并不比在中央朝廷统治下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好处。

因此，大土地所有者对藩镇节度使始终抱着不支持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乃是他们本身的客观经济利益所决定的。

承平五年，江南之战时，杨烈成叛乱，黄詬奉命平叛，地方大豪俊杰，争来效节，其原因即在于此。

说到底，如今的天下，其土地兼并已经到了极限，大量的百姓无田可种，为了生计，只能是另谋他路，出身于底层的他们，其选择层面显然是少的可怜，当兵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出路，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藩镇节度使，兵源不竭的原因所在。

早在广元十四年的时候，随着禁军体系的重建逐渐完整，中央财政充盈，杨道嗣与刘桀等人，就土地兼并的问题，已经有了进行改革的念头与打算，在做了详细的计划之后，杨道嗣等几位相国相继上书赵智，得到赵智的支持与肯定。

可惜啊，就在改革计划即将实施之际，一场规模浩大的暴乱，打断了一切。